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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俄联合反恐演训集锦丨这部大片绝不让你失望

来源:http://www.baidu.com/作者:佚名 时间:2018/12/16 点击:

中俄联合反恐演训集锦丨这部大片绝不让你失望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中央几代领导集体,从当时的国情、军情出发,对人民解放军进行了10次大的体制编制改革,积累了丰富而宝贵的经验。正如毛泽东所说,共产党是靠总结历史经验吃饭的。今天我军又步入了新一轮重大改革,总结党领导国防和军队改革的历史经验教训,把握特点规律,从中汲取经验智慧和借鉴失误教训,对于搞好新一轮军队改革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第一,在对安全战略形势准确研判的基础上,坚决果断地推进军队调整改革。20世纪50年代我军的精简整编,是在一个并不十分安定的周边环境里进行并取得重大进展的,充分体现了新中国领导人的战略智慧。1950年6月6日,毛泽东主席在中国共产党七届三中全会上的报告中指出,帝国主义阵营的战争威胁依然存在,制止战争危险的斗争力量发展得很快。只要全世界共产党能够继续团结一切可能的和平民主力量,并使之获得更大的发展,新的世界战争是能够制止的。鉴于对国际形势的这一分析和判断,中央作出了人民解放军要复员一部分的决定。朝鲜战争爆发后,国内外害怕由此引发世界大战的心理比较严重。毛泽东客观分析当时的国际形势和中美双方的情况,指出了朝鲜战争将走向和谈解决的趋势,并断言:“说马上要打第三次世界大战,是吓唬人的。我们要争取十年功夫建设工业,打下强固的基础。”正是基于对国际形势的这一正确认识和判断,在朝鲜战争还处于相持阶段时,人民解放军再一次进行了精简整编。朝鲜战争结束后,美国反共气焰仍很嚣张,有人又担心不久将发生新的战争。毛泽东经过冷静分析认为:“新的侵华战争和新的世界大战,估计短时期内打不起来,可能有十

年或者更长一点的和平时期。”这一正确的认识和判断,为人民解放军进一步精简整编提供了重要依据。可见,50年代中国人民解放军之所以坚决地连续四次大量缩减军队员额,由最高时的627万人减到240万人,与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对形势的正确认识和判断分不开。

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运用马列主义思想、观点和方法,通过对国际社会主要矛盾的透彻分析,依据战争运动规律和相关因素对战争的制约作用,对世界战争形势进行了全面考察,作出了在较长时间内可能不会发生世界大战的判断,同时也作出了人民解放军的建军指导思想实行战略性转变的重大决策,坚决果断地作出裁军100万和军队服从整个国家建设大局的两项重大决策,使人民解放军员额从600多万人减到300万人,军队人员裁减了一半多。90年代,世界战略形势发生了深刻变化,世界向多极化发展。江泽民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指出,当前国际形势总体上继续趋向缓和。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避免新的世界大战是可能的,争取一个良好的国际和平环境和周边环境是可以实现的。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为了加强我军质量建设,走有中国特色的精兵之路,本届中央军委连续两次宣布将军队裁减50万和20万的战略决策,使我军员额由300万人减少到230万人。可见,对国际和我国周边形势的判断,成为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做出大幅度削减军队员额决策最重要的依据。

第二,从本国的国情军情出发,军队调整改革必须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路。建国初期,我军在军事体制的很多方面借鉴苏联和其他友好国家的成功经验,对于加快军队现代化、正规化建设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但也确有一些不适合我军实际的“生搬硬套”现象。如20世纪50年代中期,我军曾仿效苏军实行八总部体制,仅后勤系统就设有总后勤部、总军械部3个平行的领导机构。实践证明,由于部门多、分工过细、职权分散,不利于集中统一领导。不久,中央军委根据我军实际和传统,又改回三总部体制。在军种体制方面,也曾仿照苏军成立了独立的防空军(苏军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设陆军、防空军、空军四大军种,后来又增设了战略火箭军)。经过几年的实践,逐渐感到空军和防空军任务相近,指挥不便。特别是我军和苏军的情况大不相同,我军空军处于初创时期,国家的经济基础薄弱,飞机的数量和种类没法和苏军比,再分成两个独立的军种,兵力、兵器都有捉襟见肘之虞。因此,中央军委决定空军与防空军合并,成为统一的军种。这种空防合一的体制,符合本国国情军情,几十年来在保卫祖国领空安全方面卓有成效。

新时期以来,我们党通过对历史经验和教训的认真总结,较好地解决了军队改革怎样走自己的路的问题。邓小平指出:“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因此,强调推进军队体制编制调整改革必须始终立足我国国情军情,必须以宽广眼界和开放心态博采众长,积极借鉴外军有益经验,但又必须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不能照搬照抄。江泽民指出:军队总体上处于机械化、半机械化阶段,信息化建设刚刚起步,军队现代化水平与打赢信息化战争要求不相适应。胡锦涛强调:军队现代化建设处在机械化任务尚未完成、同时又面临信息化任务的特殊历史时期,军队建设的主要矛盾是“现代化水平与打赢信息化条件下局部战争的要求还不相适应,军事能力与履行新世纪、新阶段我军历史使命的要求还不相适应”。由于我们党对我国国情军情有了准确的认识,并把军队改革的出发点和立足点始终建立在具体的国情军情之上,从而保证了军队改革的正确方向。

第三,始终坚持以提高战斗力为根本标准,并以此来检验军队调整改革的成效。军队区别于其他社会集团的社会分工,决定它必须是一支战斗队。国防和军队改革的目的,从根本上说就是为了提高军队战斗力,提高国防实力。如果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作为检验社会改革的根本标准的话,检验军队改革的根本标准只能是提高战斗力。正是由于我们始终坚持以提高战斗力为根本标准,国防和军队的一系列改革才取得了重大突破,提高了军队建设的整体效益,增强了军队的作战能力。

在和平时期,坚持以提高战斗力为根本标准显得更为重要。毛泽东就把能否打胜仗作为评价一支部队建设好坏和衡量军队一切工作成效的基本依据,主张一切有利于巩固和提高战斗力、有利于部队打胜仗的工作,都必须予以肯定和支持;凡是妨碍战斗力巩固和提高的弊端,都应予以革除。在战争年代,军队战斗力的强弱很快就能在战争中得到检验,因此军队改革的成效能在战争中及时得到体现。而在和平时期,军队改革的成效不可能像战争年代那样很快在战争中得到检验,这就容易使一些与战争实践要求相违背的东西,如浮夸、急功近利、随意性等不良现象,假借军队改革之名而出现。而要在军队改革过程中根除这些不良倾向,就必须始终坚持以提高战斗力为根本标准,不断检验军队改革的成效,保证军队改革顺利进行。通过精简整编提高部队战斗力,使军队具备打赢现代战争的能力,这是邓小平的一个重要思想。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中期,邓小平多次指出,我军存在的最大问题是臃肿、不精干,“真正打起仗来,不要说指挥作战,就是疏散也不容易”。邓小平对部队整编的目的绝不仅仅是减人,而是要建设一支现代作战素质很高的军队,使之成为一支可以抗击现代强敌的精兵,并强调要建

设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为此,邓小平在不同时间,针对不同问题作过许多重要论述,贯穿其中的一个根本要求,就是全面提高军队战斗力。根据邓小平这一思想,中央军委明确提出,必须把提高战斗力作为军队调整改革与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作为检验军队各项工作成效的根本标准。

了解清楚价值观和我们可能是什么样的人的关系,可以有很多运用。

作者:石勇 主笔 来源:南风窗 日期:2016-04-29

很多人大概不会承认自己是一种心理动物。
我在加拿大政治哲学家查尔斯·泰勒的一篇文章《消极自由有什么错》中,看到一个很好玩的信息。
故事背景很长。但我简单交代:西方思想界长期以来,有两种观点:“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他们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而且“消极自由”那帮人,总是喜欢把对方理解为就是扭曲、变形的那种版本,比如一提“积极自由”,好像就是“极权”什么的。手法类似于有人要证明中国人长得矮,他会无视姚明和山东大汉的存在,而是指着一个1.4米的仁兄:“看,这就是中国人的身高!”
泰勒老师发现,“积极自由的反对者总是把积极自由的极端变体加到积极自由的拥护者头上,但是这些消极自由的拥护者好像很愿意采用消极自由理论中最粗糙的版本……这就好像是一个人要从根基上砍断积极自由理论,为此即使付出缩小自己理论的范围这样的代价也在所不惜。”翻译一下就是,为了干掉别人,不惜自宫。
要强调一下,这并非是有意识地这样做。换句话说,这样做是一个心理过程,而非智力过程。对此泰勒老师只是揭露,没有解释,我来干吧。
我们观察到,在价值多元的社会,很多人的价值观是不同的,这很正常。比如有的人比较讲究平等,有的人则崇尚等级关系;有的人有“大男子主义”,有的人则是“女权主义”;有的人道德感强,愿意给予,有的人则自私自利。为什么会这样呢?
一般来说,一个人成为什么样的人,是从小开始,他经历了什么事件,在头脑上、心理上、人格上发生了什么而“变成”的,因此,可以从他现在是什么破解出他的过去,也可以从他的现在大致预测出他的未来,如果他不是突然之间就大彻大悟,变成了另一个心理物种的话。
而我们在头脑、心理、人格上是什么人,毫无疑问,必会选择某种对应的价值观。他接受、捍卫某种价值观,并非有意识地去选择的结果,而是他原本就想或打算去接受的。所以,  反过来,可以从一个人真实流露或持有的价值观,去看他是什么样的人。
“价值观”是个什么东西呢?
它的意思其实就是“一个人在心理上或利益上想怎么做,同时又找了些观点、理由来证明自己这样是对的,或是应该的”。一种价值观可以解剖为三个层面:心理、利益、理由。所以,接受一种价值观,不仅要通过利益上的检验、头脑上的检验,首先还是一种心理上的需要。也因此,改变一个人的价值观很难,这意味着你要改变他的心理结构。
价值观的第一个层面是心理,看上去很奇怪,其实这正是它最深层的真相。限于篇幅,我只能简略说说。
我们在有一个“自我”后,和世界就形成了一个“自我-世界”的关系结构。我们的“自我”,愿意对“世界”做什么和不做什么,这个关系模式,就是价值观的原型。随着我们长大,在社会中生活,于是,利益问题开始占据我们的智力结构,并慢慢渗透进心理结构。一种利益的意识仅仅是在头脑层面,那是不可能的,它必须变成一种心理上的“需要”。再然后,就是理由论证的问题了,我们要证明自己这样是“对的”。没有一个人喜欢一种价值观却又愿意承认它是错的,这会带来自我的分裂。
所以,泰勒老师观察到的那个现象,看上去是一群有头脑的人的争论,其实在某种程度上只是心理动物的反应。人类从来没有我们所想象的那样理性,因为很难把套在一起的心理、利益、理由单独切出来进行“对话”。
了解清楚价值观和我们可能是什么样的人的关系,可以有很多运用。这个只能以后再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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